memo of goodluck

49幅黑白照片，1张彩色，缩微之后放在正文之后作索引，附带作者自述，不过三个对开，六张页面，但其中容纳的记忆交错何止五十重。这里存在这样几个叙述角度，摄影者的即时反应自不待言；解说者，50个说明者把这一块小心翼翼认领回去，各自开展，到期之后交还回来，每一篇简短的解说词首尾相连，形成一组节奏调式各异的复调长篇。每人以同一作者的照片为索引，展开的却是个人记忆；而每一张照片看过，说明读完，一页页来到篇末你还可以与作者自述比照；自然还要加入正在观看是书你我的参与，如果其中某个场景恰巧是你昨日从中走来之地，那真是太巧了，但此刻定睛再看，现在看到的帝国大厦，和你昨天看到的那一个是同一尊么？

 

50个镜框，乍一看，很多建筑要素，几乎每一幅，都有墙面、栏杆、柱子、台阶，还有就是光和影，再仔细看，多了一样，人。于是，建筑退后，布景流动起来，有关联的人和情境不自觉跳出来，解说者沉入记忆与联想，甚至连摄影者自己也难以抗拒对这场景中曾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追忆，在“洛杉矶· 机场内大厅”一张右侧，他写道：“这张照片让我想到老卜的小女儿。有一次去洛杉矶出差，卜大中接机，在机场拍了这照片。回到老卜家，见到他个头矮小读中学的小女儿，手里抱着一个篮球。

‘打哪个位置？’

‘当然是中锋！’她一副问题多余的样子。

老卜的机智，和经常要应付刁钻的女儿应该有关系。”

 

作为也有摄影经验的观看者，我也有许多次看到画面中有人，兴冲冲端起相机，又默默然放下的迟疑时刻。而在这里，出场的人物尽管众多，但也是暗暗，若隐若现的，多是背影，其他或低头，或侧身，为什么面对人时摄影者会犹疑不决？是真如鲍德里亚所说，“我几乎不拍人是因为人带有太多意义”？还是面对闯入取景框这位的那一刻，怕摄走他的魂？但无论姿态如何，都无碍这五十个场景中依序串起，重叙人生瞬间。一架照相机，任他是莱卡哈苏，还是别家，快门按下，都忠实无误传达摄影者的真情实感，这一册表现的多是当年纽约街头景象，黑白灰三色，萧索，肃杀，但穿过镜头之后，对照拍者自语，你会感到这个当时的青年人与周围环境发生过的深深情意。

在一部以一位画家的创作历程为主线的纪录片中，有一组镜头中出现了中国西部移民的一个场景，一队青壮年赤裸上身在一片瓦砾中敲敲打打，叮叮当当，准确有力，在画家的眼中，看到的是劳动场景中，掩藏在劳动者习以为常的动作下青春激荡的生命活力，而如果把视线对准劳动者击打的那一块砖，一粒瓦，它们被塑造又被销毁，在没有知觉中，他们完成了人类家园的从无到有，又从此地到彼地转移的过程，而它们却永远不知内情，它们的功用与使命始终由人类所赋予和命名。因此，如果说有“失败的物质”，也是人们情绪的传达。让我们再重返本书开篇，在前言中，作者感慨道，在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沙田毒气事件，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与其他许多建筑师一样，他产生了对现有建筑观的怀疑，“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这部著作中，建筑师隈研吾以熟练高超地辩证技巧和转借手法，对现实提出无数问题，进行重重批判，但并没有针对自己的提问作出直接回答，但从不时出现的与环境融合的建筑观念，再比照“多立克”之后的一系列建筑作品，可以看出他是努力在以实际行动寻找答案。 

但现实的轨迹总是超出理论家们冥思苦想的预设框架，正当人们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孜孜奋斗时，支撑此种心态最有力的实证之一—纽约世贸双子塔一瞬之间轰然倒塌；建筑师出于对建筑物高大坚固意象的怀疑带来对新形式的设想却在奥姆真理教信徒手中成为现实。更为吊诡的是，约略二十年后，正是这位在对早期介入城市的做法做出深刻反思的建筑师，却正在中国的广阔天地中重现昔日生硬夸张，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是内心动力驱使还是环境势力使然，于是，书中精心论证的因果循环，便又一次从预言变成寓言。

《南风窗》2008.09下

数年前，也是这样抬头可以看到流云浮动的夏夜，从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出来，进出租，入饭馆，复折返，越桥洞，进院门，摸黑上楼，方向不辨，转过两个弯，行李放下来，和邻人打过招呼，终于可以一个人站立窗前。推开窗的一刻，河水潮湿味扑面，木船马达声入耳。自此，苏州河畔这幢外表斑驳的旧式四层建筑便成为我在这座城市开展日常生活的第一个坐标点。住处与工作地仅由一条跨河而过的快速路隔开，每天只需一个紧贴河边穿过桥下的来回，就完成社会身份与个人角色的转换，于是，这条路在承担城市交通功能的同时，也成为个人心态转化的分割线。

 

作为黄浦江的主要一支，苏州河在这个城市中蜿蜒展开，沿河而居的人们各据一节，见面不识。囿于河面宽度与日常生活尺度悬殊，尽管苏州河两岸人口稠密，却很少有个人体验进入公共记忆，于是人们提到这条河时，更多的是心中意象明晰而实际形象模糊，以至于亲临岸边时，反而会茫然复失落，好像某日手持地图，一路探寻，无论既定目标是老仓库还是新画廊，最后辗转到达时，都不免轻叹一声，“怎么？是这样的。”

 

历史上有河道穿越的城市总多逸事，又以江南为盛，料想彼时情景，大约可以形成几重对望关系，河中人穿行，沿途观望两岸人事，两岸人隔河相望，同时又把河流当作流动舞台，看水上人家故事；河道打弯处，更可生发出另一重期待；待船遇桥时，又遭遇不同高度上的波动，水光潋滟，人心沉浮。如遇集市节日，河边桥头，热闹非凡，于是人们向往岸边，也或许因为心情迫切，因而形成许多与河道走向大致垂直的道路枝杈，城市也因此展开，形成今天有河城市弯曲多向的图底关系。

 

曾有前贤言及路的形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此句显然出自前工业社会的浪漫语境，今时今日如营新城，当须一日建成，如何容许这样的随意试探。作为城市流通系统最主要且显著的组成部分，作为土地边界的划定者，道路系统是城市或者新用地形成之初首先考虑的系统之一。同时，又是个体交往发生最频繁的公共场所，一条道路，以及由此展开的一个街区，藉由长居在此，偶然路过的人们之间的交汇，复合形成这一地域的公共意象。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在分析构成城市五个基本元素时，这样描述道路：“道路是观察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它可能是机动车道、步行道、长途干线、隧道或是铁路线。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

 

“友谊是在街上而不是公园里建立起来的。”无论你沿着或笔直或弯曲的道路漫步或者紧守斑马线横穿道路时，又或者置身车中，随无尽长龙作焦急等待时，你是否意识到我们今天置身其中，功用不同，宽窄不等，上天入地，身形庞大的道路系统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河流的效仿，只是今天当我们作陆上行舟时，个个神情肃穆，不再左顾右盼，在充分再现了河流对交通的渠化作用之余，却忘记了河水穿行时也曾留下的一段段流动记忆。

 

八年后的年八月八日，为了复原记忆中的影像，在这个炎热的下午我由南向北，在距离那家饭馆不远处的车站跳下公车，迎着左上方的太阳，一路对应旧日踪迹。伴随高架桥的坡度越来越高，桥下的倒影越来越长，路边景象与以往大同小异，四点五十九分，穿过逆光的大桥底下，眼前是簇新的绿地上两辆自行车和几根栏杆的倒影交织，一片水面迎过来，曾经寄居百余日的建筑已成为记忆，那个三楼的标高成为真正的空中楼阁。绿地上不远处有新竖起的篮球架，年轻人们显然已经适应了在河边打球的暑期生活，路旁公交站牌下候车的老人却在默默发呆，而再向前沿着昔日馄饨店的方向走去时，旧地已变成精心构造细节的公园之一种。缺口打开，密度降低，意味辐射半径的放大，只是这插入式的城市一角还需要时间和活力与街区生活慢慢弥合。往前再走几步，只需穿过一条窄马路，新鲜布景撤销，熟悉生活照旧，这个幸存街区的入口并不起眼，往里走你会发现弄堂里的支路像叶脉一样四面伸展，带你领略各色人生。

 

《东方早报》11th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别册，原文被肢解，全文照登。

……

无疑，话语权也是权力的诸多形式之一，以拯救与再造社会为己任的建筑师们自然深谙此理，作品集对于建筑师来说更多时候只能看作是附带设计说明的工程记录，对社会现象的回应和批判的要求反应迅速，传播广泛，方有实效，于是许多建筑师借助杂志发声几成传统，早有柯布西耶在1920年代积极与画家友人创办《新精神》（L’Esprit Nouveau），并藉由此传达新建筑观念；约翰逊三十年代在柏林时也曾为右翼的《社会正义周刊》作特约通讯记者；更不必说著名的意大利专业建筑期刊《domus》，问世80年来，不但为建筑师、设计师、建筑系师生提供权威的工程记录报道，更承担了社会动态观察员的积极作用，而无论《domus》的创办者吉奥· 庞蒂（Gio Ponti）还是后任职编辑多年的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都是全面而深入投身社会实践的建筑师/设计师。本书作者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建筑系不仅任职专业建筑杂志《domus》、《blue print》，也是《观察家》《卫报》等多份综合性媒体的专栏作家，同时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身份的多样，十五年的旅行与观察，让他对建筑项目从开始完成，以及牵涉其中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了然于心，本书以视野广阔，细节详尽的大量实例从各方面说明原书副标题“财富与权力怎样塑造世界”，与其它同类型书籍相比，更多地从参与权力与建筑事件的人入手，用事实分析建筑为何存在。因此本书受众也涵盖广泛，从政府官员、地产商到建筑师，都可以从中找到至少部分问题的解释，而对于建筑系学生而言，更可以作为现代建筑史的参考读物，帮助他们还原建筑大师的工作状态，充实人生瞬间。

 

由媒体与建筑的关系，便要说到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正如日中天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正是由记者转行而来，原本属意社会事件报道或可能投身电影事业的库哈斯，在经历1968年的“五月风暴”洗礼之后，毅然转向建筑师之路，在其后的设计实践中又坚持从社会与城市的角度看待建筑（他的事务所O.M.A既为大都市的缩写），也许正是对这个视角的坚持，才能以半路出家的身份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广泛认同，并在2000年摘得建筑设计领域最高奖项—普利策建筑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可能大众对库氏的建筑理论究竟为何并不确知，但却在不自觉中被某种意识形态塑造。当你漫步今天的北京街头，从路人自愿充当指路牌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中，顺着他们不约而同指向的CCTV新大楼方向望去，透过硕大又意象丰富的外墙构件，或许你恰好看到建筑对意志的全面贯彻。

 《南风窗》2008.06.18